一年 | 2017

临近年末,我又坐在飞机上写这样的回顾。交通工具对我来说有一种吸引力,让我不听歌不聊天,就好好看着窗外想事情。

这一年我考了很多试,认识很多人,喝了我二十多年来最多的酒。

因为某个人的关系,突然认识了好几个情投意合的姑娘。好吧,只提姑娘也不公平。我们在一起做了很多事:海边露营、住小木屋、听演唱会……如果一定要概括,那么拢共就是“喝酒聊天”四个字。我们在夜里走五十多条街,在天台看很多次日落,相互见过喝醉的样子。我抽了人生第一根烟,cnk卷的。那天是重要的一天。每每我们回顾相互是如何熟识的,我总追溯到那天的火锅和酒,和被yc套话一样的长聊。谁会第一次见面聊天就把我聊到回顾过去剖析人生呢?总之聊完我就攥紧了小拳头决心要交这个朋友。

可是夏天太短暂了。我总是有“想要和谁交朋友谁就回上海”的超能力。土土的法拉盛ktv总统包去了好几次,难免开始考虑自己回国的事情。算来算去,感觉2018是个顺眼的年份:来纽约五年,在KPF两年,证应该能考出了,而且28岁也应该不太难嫁……吧?其实并没有什么确实的理由要回去。只是觉得这里的一切不真实。可什么是真实呢?

在夏天无数的微醺过后,一个旧友问我,你打算这样到什么时候呢?我当时的表情应该是从困惑到领悟到惊讶到沉思。

我花半分钟弄明白了他说的“这样”是怎样。可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我应该是很高兴剥开这样一面的。从以前实习第一次喝liquor开始就感受到身体对微醺的沉溺。一年来我做了很多改变:划了三小时的船,骑了20多mile的车,跑了10公里的中央公园。我还开始滑雪了,要知道我原本最讨厌冷的,而现在我在张罗新年滑雪的活动。谁能想到呢。突发奇想又去做了一次那个十六型性格测试,有一项完全变掉了。我觉得很高兴。终于可以松一些了。引用一个姑娘评价另外两个人的形容,我大概从“draw within the line”转了一点到“大力出奇迹”吧。笑。

这一年参加了好几场婚礼,也错过好几场婚礼。我问过几个人“什么时候觉得可以结婚”,答案总是无法体会。两个人如何走过一辈子, 这个课题就像“你想要的是什么”一样,都是life-long question。但其实可能最后处理的,与其说是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不如说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

今天我陪江姐领了证,做他们的witness。你知道很多事情是禁不起问的。我们闭口不谈领证前的感受和领证后的打算,单是逛街吃饭聊八卦而已。从cy到甲鱼到江姐。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会觉察到一点身边的变化;而不是在午夜的酒里和新开的展里。纽约以她日复一日的喧嚣迷惑住了人,你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像一日囚一般。

所以,这么又是一年了。我写了一些文章,录了一些播客,认识了许多姑娘。我的视力下降了,邮件写得更好了,真是可笑。“智识和身体上的强健”,去年的期许我做得还好吗?明年是难以预料的一年。我只希望我能好好考虑,然后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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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个物件:反思时尚的现代性

在1944年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第一次关于时尚的特展Are Clothes Modern?之后,时隔73年,它们重新审视服装,试图更深地去多方位理解时尚,于是有了这个名为Items: Is Fashion Modern?的展览。

展览选取了111件物品,以物件本身而非设计师为线索,涵盖了从时尚设计大牌到宗教民族服饰、从传统工艺到现代科技等的各方各面,试图去探寻时尚与功能、美学、宗教、政治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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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走不可的理由

“有天早上我在吃早饭,是那种一个蛋上面放菠菜的早饭,吃着吃着我就突然想,这吃的特么都什么啊。于是那一刻就决定回国了。”

这是G给我的回国理由。

同一个意思,不,甚至更贴近我想法的,是辗转听到的F的说法:“我希望在我吃到鲈鱼的时候,想到的是关于鲈鱼的诗句”。

更何况《世说新语》里的张翰就跟前面的G一样,在洛阳做着官,突然因想念吴中的菰菜羹、鲈鱼脍,便觉得“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这种理由,是唇齿间缱绻萦绕的,是关于语言和通感,是小时候认的字背的诗穿越千山万水而来,绊住你。

我自然知道,抛开感情因素,有许多国外比国内好的理由。但是,人活着,不就靠这点“感情因素”吗。 

关于星辰大海的命题作文

采购、扎营、烧烤,小杯Vodka下肚,大家都高兴起来。音箱里面的歌回到了初高中。火把照亮樱花树。

不适合狼人杀也不适合讲故事。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大约只是唱着摇着。只需要一个远离城市和手机的夜晚,需要一点点酒精,需要一首歌前奏一出来就好几个人跳着喊着说:我超喜欢这首!

所以没有人能想到,在两点多的夜里我们举着火把穿过灌木笑着唱着走向海边,而星空突然将自己呈现在我们眼前时,这种错愕和震撼。

几乎一下子就被击溃了。因为某种不具名的悲伤而无声大哭。吹灭火把熄掉手电,大家散开来,闷头站在海边,或者魔怔一样地往海里走。

你不得不承认山河壮丽而自身渺小,在这无边的星空下和低吼的夜浪前。

当然更多的是毫无防备涌上来的情绪。多年前的人。手机信号无法送达的心意。对造化弄人的不平。

然后又很难不回到在自然和命运前自身的渺小和无力。

所以,海水越是冰冷就越是要往前走。必须得踏进这夜里。刺骨到清醒又再到麻木。好像忽然一下又都活了过来,音乐又响了起来,甚至开始追逐奔跑。互相泼沙子和银铃般的笑声,玩笑话成了真。在两三点的夜里,吹着大西洋的风。真实和虚妄界限不明。除了此刻,什么都不重要。

 

(PHOTO CREDIT TO PENG WANG)

(PHOTO CREDIT TO PENG WANG)

悲伤是一个庸常的事情

“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在冬令时换成夏令时的那个钟点,也就是说不清楚时间到底存不存在的那个当口,我坐在画室的椅子上,突然觉得肚子疼。”

沈诞琦的《疾病发明家》是这么开头的。

今天是她写下这个的第三年整,冬令时换成夏令时的那个当口,我正陷入一些盲目的悲观。后来在去新书交流会的路上,读了她最近几篇翻译,才慢慢明朗起来。

在第一本非虚构类文集《自由的老虎》之后,她的短篇小说集《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出版了。纽约文化沙龙组织了交流会。正是换夏令时的这一天。

“当一个人长大了,不能再幸运地从书本里获得知识,那么就只有从生活中获得了。”

她的虚构类作品,就是从她生活中所熟悉的人和事中提取抽象而写成的。

“虽然我之前发表过很多非虚构类的作品,但我一直想写的还是小说。”听到这么说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却愈加觉得这个人可爱起来。“非虚构类写作是在作道德判断,而虚构类写作是在做审美判断。我更在意审美。”

那么虚构类写作要怎么去讲好一个故事呢?“我不喜欢上帝视角。好的故事不是我想好了再去写下来的,它应当是在写作中自己发展的。比如《巴西小姐》这个故事。”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读了这一篇,大概有些懂了她的意思。“这个故事在我生活中的原型,没有一个可行的结局,但是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作品它自己演化出了一个答案,给我提供了一个和解的可能。”马尔克斯有一天失魂落魄,妻子问他怎么了,他说将军死了。小说里面的人物一旦被创造,就拥有了自己的意志,情节就自己在推动发展。如何做到这一点?“大概就是要非常非常的谦虚吧,对自己的作品也要非常谦虚。”

谈及写作语言,她说,“写作语言和生活语言对我来说是两个系统。以前在上海生活语言是上海话,现在生活语言是英文,而中文对我来说一直是我的写作语言。同样的原因,我也不太读英文作品,如果有译本,我会先选择译本。可能我做的比较极端吧。”

说到文风被人评价为“翻译腔”,是一种“非常统一的奇怪”。她表示之前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自己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我觉得这也好理解:在国外生活几年,虽然严格区分了生活语言和写作语言,但是英文的思维和语法仍是不自觉地产生了影响,成为自己语言的一部分。这种文风我倒是很习惯,甚至于真正她翻译的作品,我都觉得是她自己写的。这跟那些说她“翻译腔”的人完全是相反的体验。所以这点真没什么。我看她也不太在意,点头觉得放心。

“大四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没正式学过creative writing,于是跑去问普林创意写作的教授Paul Muldoon是不是应该修一个MFA的创意写作项目。他笑说有那个闲钱不如去西班牙租一个夏天的别墅好好写几个月。当然他还给了我许多其他非常好的意见。”那写作环境是不是很重要呢?比如跑去西班牙的别墅写?“有一个夏天我跑去成都租了两个月的房子,没人吵我、网又不好,万事俱备,却怎么都写不出来。”

写作环境到底还是因人而异,但写作时间上的原则性,大概严肃写作的作家都贯彻得十分严格。“因为工作日抽不出很多整块的时间来写作,于是我被建议说早上四点写到八点,然后再去上班。工作的第一个月我真这么做了,后来觉得人和人的精力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现在都是周末两天九点到五点这样写。…… 全职写作?考虑过啊,但是一是在美国的工作身份问题嘛。也想过要么回国全职好了,但是政治气氛和社交活动都让我觉得有些做不来吧。”

那你有想过,如果以后自己的生活家庭有了进一步发展,要怎么去协调写作这件事呢?你焦虑过吗?“当然焦虑。”听到她也焦虑我反而稍稍有些舒心。“这样讲吧。有这样一篇调查报道,一名中年女性从freelance回到办公室坐班之后非常不适应,于是向当年同班同学询问毕业后的工作情况,然后她惊讶地发现,当初四十个女生同学,刚开始一毕业当然都是在投行、基金从事专业工作,但是在生完第一个小孩之后,有十三名同学成了全职主妇,其中只有两名是本来就预备这样,其他十一名都是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主妇的。我看了非常焦虑。”

对于沈诞琦来说,写作是一个帮自己度过一道坎的过程。

“有时候碰到一道坎,过不去,就不过了。几个月还过不去,只好写下来去消解它。…… 之前朋友失踪的事情,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后来我在故事中找到了一种消解的方式,她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先要面对我父亲这件事情,以某种方式写出来,然后才过得去。”

那么其中的痛苦,要如何去面对?“Marina Abramović给过一个令我当时很意外的回答,她说,sink to the bottom。所以不是要去开导,是要直达最深的地方。写作是彻底地感受情绪,不论这个情绪是痛苦也好、是快乐也好。”

“而最近获得的一个新的生活经验,是发现悲伤其实是一个很庸常的事情。”

“我回国料理父亲的后事。发现那些来我家帮忙的人,他们胃口居然可以这么好,这么正常。我觉得难以接受。后来我回到美国,工作生活都要继续,我不能随时随刻都想着这件事,但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却也突然意识到,我自己不也是一样吗?过着正常的生活。可能这时候就是人长大了吧。悲伤也变成一个庸常的事情了。”

《The Storyteller》和两部建筑电影

故事和小说是两件事。

它们有不同的历史性因素、有各自的演化、带着不同的现世意义、具有不同的创作者和读者的状态。

如果说小说是让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故事则是在“说教读者”,是直接说出结论的。

艾森曼说,他上课内容是在教“如何去讲故事”、“如何去设计一个讲故事的建筑”,而不是在教“他是如何做建筑的”。紧接着,他又说,“我的建筑不讲故事”。

City of Culture of Galicia by Peter Eisenman | 图片来自 Openbuildings

City of Culture of Galicia by Peter Eisenman | 图片来自Openbuildings

他在西班牙所做的City of Culture of Galicia是一个体量巨大的文化中心。镜头从市井民居中抬起、上升,落在远处山头雅典卫城般的建筑上。谈及为何要做这样一个鲜明的设计,艾埃森曼说“他希望市民会觉得来这里看书这个行为本身即具有意义”。一个普通的城市需要一个标志性的图书馆。这或许令人想起墨西哥城的Biblioteca Vasconcelos。在充满阳光和色彩的城市里Alberto Kalach设计了这座如科幻场景般机械冰冷的无限复制的建筑,而且它是一个图书馆。在这些脱离语境的异化空间里,他们试图在做什么?难道如他们所说其实“并没有在讲任何故事”?

Biblioteca Vasconcelos by Alberto Kalach | 图片来自 Architizer

Biblioteca Vasconcelos by Alberto Kalach | 图片来自Architizer

“讲故事存在于人和人的交流当中。长篇小说的作家们则闭关独处,埋头写作他们的作品,也就是长篇小说艺术诞生于那些离群索居的艺术家。这样的写作者,已不能通过展示自身最深切的关怀来表达自己。他们也无心于追寻说教,对读者们也没有什么’教育引导’的愿望。”

艾森曼在柏林的犹太人纪念碑大概是这样一个“无心说教”的作品。“纪念碑”这个符号本身已经被赋予了既定的意义:它试图把人们从日常中剥离出来,传送回当时的时代去产生感应。沉重和痛楚是否是必须的?艾森曼认为未必。人们在这片混凝土的纪念碑阵中谈笑、做爱,这样就轻薄了历史了吗?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by Peter Eisenman | 图片来源:  WSJ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 by Peter Eisenman | 图片来源: WSJ

本雅明的《The Storyteller》讨论的是讲故事的人的意义,阐述了故事这种基于口述的艺术形式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小说所代替,而小说又迅速地被新闻、短讯等其他更为“此时此地”的文字形式所威胁。放到建筑和艺术领域来考虑,电影《The Storyteller. After Walter Benjamin.》讨论的是视觉、触觉上的艺术形式在当代媒体和商业社会中的处境和意义。

在捕杀海象的血腥场面之后,竟是在海象牙上细致地雕绘的镜头。俄罗斯乡野里的工作室,仓库里堆满了各异的木雕,户外大雪里一只金属做的双头鸟被点燃火焰,在一片清冷中燃烧如神话史诗。

《The Storyteller. After Walter Benjamin.》by Nathaniel Knop | 图片来自 ADFF官网

《The Storyteller. After Walter Benjamin.》by Nathaniel Knop | 图片来自ADFF官网

“事实上,我们可以深一步追问,讲故事者对他的素材——人类生活的关系本身,是否正是工艺人之于手工艺品的关系?讲故事人的工作,恰恰是以踏实、实用和独特的方式,锻造着经验的原材料——来自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和糅合。”

《Where Architects Live》这部电影里,八位建筑师在自己家中谈论他们对于住所的感受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贯穿设计生涯的理念。他们住所的室内布置、他们选择呈现的角度、他们的谈论方式,这些细枝末节使得他们所做的设计变得可以理解。如果不去纠结到底要把建筑师类比为“讲故事的人”还是“小说家”,他们作为叙述者、创作者、和手工艺者,从各自不同的生命历程中体悟到不同的人生智慧,然后以空间、材料和构造的形式叙述出来。

Mario Bellini at His Home | 图片来自 ADFF官网

Mario Bellini at His Home | 图片来自ADFF官网

这种基于个人经验的、工匠式的叙述,与大众媒体的扁平化、同质化、商业化相抗衡。建筑师和艺术家实际上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却常常流于对中二的自嘲。

 

影片里的八位建筑师都有些老态了。里面还有扎哈。扎哈说,“我想我大概永远不会退休”。

我想她已经永远标记了那个时代。

 

 

附注:

1. 9月28日-10月2日,纽约建筑设计电影节,地点位于Cinépolis Chelsea,文中提及的《The Storyteller. After Walter Benjamin.》《Where Architects Live》正是展映的其中两部电影。

2. 引用部分引自《讲故事的人》,瓦尔特·本雅明著、陶林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2月版《单向街》

挽歌 | An Occupation of Loss

在黑暗的中央,十一个高达十四米的混泥土空心圆柱沿弧线一字排开,里面坐了来自各地各名族的颂悼者,每当日落时分,便同时吟唱起各自家乡的挽歌(laments)。

这是艺术家Taryn Simon于纽约Park Avenue Armory正在进行的一个表演作品。

参观者首先被带领进入面朝雕塑的高台,在一片沉寂中目送颂悼者们依次走进各自的空间。全都就位后,忽然响起鼓声,一声两声逐渐急促然后戛然而止。又是沉寂。接着参观者窸窸窣窣地开始走动,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沿一道狭窄的铁制楼梯走下高高的平台,直冲着这十一座纪念碑围合出来的空间走下去,走到灯光之下舞台中间。气氛凛然肃穆而又诡异紧张,有错觉是被领到了《饥饿游戏》的猎杀现场。当大家东张西望不知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时,有一些门内的颂悼者开始敲鼓、摇铃、弹琴、吟诵。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十一个国家名族的三十位颂悼者,即将在这个脱离语境的舞台上完成他们对死亡、失去、放逐的哀叹和悼念。这些人中有些来自阿尔巴尼尔,有些是古老的美洲原住民瓦尤人,有些是正被伊斯兰国疯狂屠杀迫害的雅兹迪人

和着神鼓与筒钦,两位喇嘛所进行的吟诵是将此生结束之后的“中有”之身尽早引渡至好的轮回之中的一种悼词。筒钦低沉,在高耸的圆筒结构中共鸣混响得更加浑厚庄严。

另一边,两名来自阿塞拜疆的女性一边吟唱一边双掌拍膝。她们微闭着眼睛,晃动着身体,口里念着“ai aman”,全情投入。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带着鸟形面具的颂悼者。这个偏远落后的西非国家,仍有五成的人口信奉原始宗教。歌者高冠鸟面,其下全身都是草绳结成的蓑衣长袍,虽然无声无息地坐在那里,但其原始的震慑力使人不敢靠近。“当别的歌者都是作为人和神之间的传达者时,眼前的这位俨然就是神本身。”同行者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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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yn Simon对世界各地现存的挽歌进行了深入的整理研究,然后请来了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专业的颂悼者。他们大多处于被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现状所边缘化的境遇之中,Simon为他们申请了P-3这种特殊文化艺术表演签证,并将他们的DS-160表格抹去部分信息之后放入了展览手册,且一并附上了签证所需的介绍信节选作为文化背景介绍。这些DS-160表格中对于已通过签证申请的都保留了姓名国家和照片,对于另外一些被拒签的和尚在进行中的申请,全部信息都被抹去只余国籍。

这些所附的介绍信中对于这种挽歌的文化宗教背景和悼念的流程或者歌者的地位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讲解。如刚才所提的两位双掌拍膝吟唱的女性,她们来自阿塞拜疆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女性颂悼者早在前伊斯兰教时期就存在,然而在目前的宗教环境下,女性在公共场合进行音乐表演这个行为将她们置于了一个低微的位置。如果一个女性不得不出来担任这样的颂悼工作,这很可能意味着她丈夫收入窘迫、她由于步出后宫(harem)而自身社会地位极低、不得不以音乐和娱乐谋生。她们作为women musician其地位甚至要低于wailers(哭丧者),因为哭丧者只进行哭丧而不与“音乐”有任何关系。

而其实在这十一种挽歌中,并不是所有都是为逝者所唱。譬如亚兹迪人的挽歌所表达的是更广义的悲伤、痛苦、背井离乡的情感。当女儿出嫁时,他们讲此视为某种意义上的远离(exile),在婚礼上也会对此吟唱挽歌。所以,Tarayn Simon从中提取的是一种更广义的“失去”:失去生命、失去爱人、失去吾乡。这种“失去”之后的空的状态,却因为吟唱而被情绪和精神所饱胀和填满,充斥了每一个水泥浇筑的高耸直入黑暗的高塔,充斥了高塔外的黑暗,也充斥了观者的眼耳身意。这就是作品题目的An Occupation of Loss。

表演所处的这十一座水泥高塔由OMA NY的partner Shohei Shigematsu合作设计。它们处于一个同心圆上,沿半径微微抬起的斜坡将人引入塔门中。塔门特地压低,使人不得不屈身进入,Shohei认为这是对于悼念仪式该有的谦卑态度。同时,压低的塔门也衬托整个塔身更加高耸。塔中一根明亮的白色led灯绳笔直向上直至塔顶的一轮黑暗。挽歌就是这没入黑暗的无边痛苦和照亮痛苦的一线光明。

展览从九月十三日持续至二十五日。每天晚上自日落后每五十分钟进行一场表演。白天没有表演,但舞台空间对公众开放,并欢迎参观者在这些高塔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UPDATES]

最近在Jewish Museum有关于Tyran Simon的新展“The Arcades: Contemporary Art and Walter Benjamim”。关于他的更多信息,也可以在Artsy的页面上找到。

【番外】

1. 从楼梯走下去置身于舞台中央时的感觉真的有些恐怖,真的很像要被围攻或是被命令要互相残杀。

2. 各个塔内进行表演时,参观者探头探脑地在外面看,或者钻进门去与表演者咫尺之遥地观察他们表演。这种仿佛“我很在乎你”、“我能欣赏你”、“我能理解你”的感觉有些好笑,想起《Hi, Mom!》里面一群白人被拖去参加一场浸入式体验黑人生活的互动演出,明明scare the shit out出来还说演出特别好、帮助理解了黑人的处境blahblah一些特别圣母的话。

3. 戴面具的那个真的很有威慑力,挣扎很久才敢在里面有别的参观者的时候进去近距离观察。带不足半分钟就出来了。偷拍了几张照片几乎怕得觉得自己要不好了。想多念几遍阿弥陀佛之类的,也不知道到底念什么管用。

4. 离场的时候也很突兀。就是挽歌渐次停止,然后后门打开(是的就是上一个展览中作为展览内容一部分的那个后门),外面是夜晚的上东区街道。参观者都不清楚是否结束了,就被工作人员提示着离场。这个时候很像 Dionysus in '69最后的场景。可见那几部看得我快吐了的电影也不是白看的。

[展记] 后门 The Back Door

Martin Creed, The Back Door @ Park Avenue Armory

June 8 - August 7

Martin Creed是2001年Turner Prize的获奖者。其获奖作品“No. 227: The lights going on and off ”是很有争议的一件作品,在Tate Museum展出时甚至“有艺术家往墙上扔鸡蛋以表厌恶”。这次在Park Avenue Armory的展出中也有这件作品。

对于Creed来说,这是他在美国办的最大的一次展览;而对于Armory来说,这也是它办的最大的一次个人展——展厅遍布了这座改造建筑的各个房间。展览是对他二十年来作品的一个整体性的回顾,包括一系列on/off的装置、一些抽象/极简主义的绘画、一个充满气球的房间、以及一系列影像作品等。The Back Door的展览名字就来自于其中一个作品:Wade Thompson Drill Hall的后门随着视频的起止而打开和关闭。另有一个五人组成的铜管乐队不间断地穿梭于各个展览空间,演奏着Creed自己作曲的作品。

On/Off系列的作品包括了:不停开关的房间的灯(G)、不停开合的门(G)、不停开合的帘幕(I)、不停打开又摔上的钢琴盖(K)、视频中极为缓慢开合的嘴巴(M),以及最重要的,后门的开合(N)。黑暗而空旷的Wade Thompson Drill Hall中央的屏幕间断地轮流播放嘴巴开合的视频,没有影像时整个空间是完全不见五指的漆黑。然后隐隐听到乐队从远处的侧翼走出来,吹着欢快的曲子穿过整个空间又隐入黑暗的另一边。然后后门临街的卷帘门轰然升起,光倾泻而入,外面街道上逐渐呈现出汽车和行人,但隔着一段巨大的黑暗遥遥相望,门外的街景显得格外不真实,而耳边乐队的声音还未远去……

另一个很受欢迎的作品Half the air in a given space是一个充满白色气球的房间(E)。参观者需要从一侧的门缝钻进这个空间,然后在气球中摸索前行,循声从房间的另一侧离开。在这个被气球充满的房间里,重力的概念被模糊,人的行为模式因为空间的局限而变得滑稽,同时又有一种好似小时候跳进海洋球一样的异常兴奋的情绪。

不停行进的乐队也是亮点。除了给空旷黑暗的大厅带来格外的体验,他们还排队穿过不停开合的门(要很迅速才能在门关上之前一起全部通过)和不停开合的帘幕,绕过不停打开和关上的钢琴。此外还有一个滑稽的细节,他们在流线结束后需要通过一个员工电梯去往别的楼层,然后回到流线起点再次开始。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哥特复兴风格的建筑中,一队散漫而欢快的乐队演奏着逐一走进了电梯。

在Wade Thompson Drill Hall的侧翼还有一些影像作品(1-9),另外在其他房间还有一些绘画和小型装置,作为对Creed的作品的一个补充。

Park Avenue Armory的大展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期待九月份的Taryn Simon

 

延伸阅读:

去年的另一个展览:《Philippe Parreno的声光电和异次元》

关于Park Avenue Armory:前身是Seventh Regiment Armory,后由Herzog & de Meuron改造为现在的展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