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与故乡——北岛纽约座谈

1978年冬天的北京,造纸厂工人姜世伟和建筑工人赵振开骑着自行车,商量新办的杂志要用什么笔名。外号猴子的姜世伟用Monkey给自己取名为芒克,接着也给赵振开想了一个名字:北岛。

北方的海的沉默的岛。

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同时诞生的是《今天》杂志。

第一期是糊在墙上的。12月23日,北岛、芒克、陆焕兴三人,报着回不来了的觉悟出的门。他们几个人配合着,一个人刷浆糊,一个人往墙上贴,沿着长安大街一路贴过去。

 

从1978年到1980年被查禁,《今天》一共出版了九期。八十年代末,北岛开始了他近二十年漂泊海外的生活,从北欧到美国,读诗、写诗、教书。2004年之后,他的书终于陆续在大陆出版。2007年起定居香港至今。

2017年10月3日,值北岛《城门开》英文版出版,北岛在纽约亚洲协会与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进行对话,从《城门开》一书的「故乡」展开来,谈了关于语言、文学、他乡、出版等话题。

 

主持:当时你们那一代人成长在文革所建立起的一套话语体系之中,用陈丹青的话说,是「开口奶没喝好」,你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去除这些影响的呢?

北岛:其实当时地下文学早已开始酝酿和发展,年轻人写诗成了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人们找到了新的语言的可能性;同时也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学的影响。

主持:你提到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代特殊性。

北岛:是的,80年代初有一股巨大的能量。政治高压消失了,同时商品化的压力尚未到来,属于一个短暂的“文化复兴运动”。但是有些可惜,若不是后面的事件,再发展个十年的话,现在应该会有更好的文化环境吧。当然我们无法假设。之后,1992年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国,就是另一个时代了。

 

夏伟: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你是怎么看中国的呢?

北岛:如果要说一个关键词的话,就是「现代性」吧。从经济上说,中国毫无疑问是崛起的,但是代价也是巨大的;从文化上来说,我觉得它带来了一定的危机。

夏伟:危机在哪儿?

北岛:这是创作者们普遍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对于我来说,我希望踏踏实实的把一些事情做下去:比如我们一直在做《今天》杂志,已经四十周年了,这是社会层面上的;作为个人来讲,我一直在写长诗、写散文;同时,我这几年也在做一些给孩子的读物,比如《给孩子的诗》;还有香港的诗歌活动。这些都是我一些平行的梦想。

 

主持:谈谈你时隔多年之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失败之书》吧。你是如何看待漂泊的那段经历、以及你对话语体系的选择呢?我们知道,哈金后来是用英文写作的。

北岛:诗歌和小说有所不同。小说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写作,但我认为以「诗人」的身份,语言是不可能转换的,语言像是一个code,转换了人就变了。

主持:你在国外生活中,和西方诗人作家都有很深的交流,比如和金斯堡、桑塔格等。这些漂泊过程中经历是否重塑了你?

北岛:我出生在北京,也一直在北京生活。8岁第一次去上海的经历,让我体验到「北京不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后来17岁出去旅行,游历了八个省。再到后来去往欧洲、美国。这个时代提供了跨越边界的可能。

主持:《城门开》这本书中记叙了很多老北京的画面和味道,而其中很多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你怎么看待这些老的东西?会就让它就这样消逝了吗?

北岛:不,它并没有消逝。因为有文体记录了下来。

主持:你认为你的老家在哪里?

北岛:北京已经不算我的老家了。2001年我回国料理父亲丧失,时隔13年回到北京,已经完全不认识了。目前我很喜欢大理,经常会躲到那里去。

主持:所以你没有中国传统的那种乡愁? 

北岛:没有那种乡愁。我还在《纽约变奏》记录过纽约的生活,还有巴黎、柏林等等。

主持:那你心理上的根在哪里?问得狠一点的话,你死后希望埋在哪里?

北岛: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作家,只要语言存在就可以了,尸体埋在哪里无所谓。

 

观众:你如何看待你的《回答》?

北岛:其实我不太满意。这首诗还是沿用了革命诗歌话语体系。我后来的作品语言与之有很大的变化和颠覆。诗歌它不是宗教,也不是革命;它是另一种声音。

主持:我看到你谈论到过去作品是有很多否定和反思。这让我想到你的另一首诗《同谋》。

北岛:跟时间和年龄也有关。《回答》写在1978年,而《同谋》写在1983年,回头看的时候更加冷静。

 

观众:在当下这个新媒体崛起的时代,你怎么看待传统出版物?

北岛:我认为这其中必须要有一个平衡。我们不能纯网络化、纯新媒体;而出版物也需要应对时代作出调整。比如我想过做一系列多语种的口袋书,收录国际诗人们作品。这样出于好奇的年轻人们或许也愿意放在口袋里。

 

观众:苏轼有词说「此心安处是吾乡」,那你会觉得香港是你的第二个故乡吗?

北岛:从2007到2017,我在香港的确已经呆了十年了,说起来都是缘分。你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的,这个世界其实没什么故乡不故乡的。

观众:那你是否有想法把香港当作一个往大陆辐射文化的平台呢?

北岛:选择在香港也是因为它有很好的国际平台,可以去讨论很多事情。但这其中有它的困难,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水泥里面种花」,需要很大的时间和耐心。但是十年来,我们的确还是做成了一些。

主持:面对困境你选择了一条入世的道路,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令人感动。

 


离10月3日的座谈会已经很久,终于得以整理出这篇对话。今天是不平静的一天,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冰川世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真的希望有多些人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一年 | 2017

临近年末,我又坐在飞机上写这样的回顾。交通工具对我来说有一种吸引力,让我不听歌不聊天,就好好看着窗外想事情。

这一年我考了很多试,认识很多人,喝了我二十多年来最多的酒。

因为某个人的关系,突然认识了好几个情投意合的姑娘。好吧,只提姑娘也不公平。我们在一起做了很多事:海边露营、住小木屋、听演唱会……如果一定要概括,那么拢共就是“喝酒聊天”四个字。我们在夜里走五十多条街,在天台看很多次日落,相互见过喝醉的样子。我抽了人生第一根烟,cnk卷的。那天是重要的一天。每每我们回顾相互是如何熟识的,我总追溯到那天的火锅和酒,和被yc套话一样的长聊。谁会第一次见面聊天就把我聊到回顾过去剖析人生呢?总之聊完我就攥紧了小拳头决心要交这个朋友。

可是夏天太短暂了。我总是有“想要和谁交朋友谁就回上海”的超能力。土土的法拉盛ktv总统包去了好几次,难免开始考虑自己回国的事情。算来算去,感觉2018是个顺眼的年份:来纽约五年,在KPF两年,证应该能考出了,而且28岁也应该不太难嫁……吧?其实并没有什么确实的理由要回去。只是觉得这里的一切不真实。可什么是真实呢?

在夏天无数的微醺过后,一个旧友问我,你打算这样到什么时候呢?我当时的表情应该是从困惑到领悟到惊讶到沉思。

我花半分钟弄明白了他说的“这样”是怎样。可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我应该是很高兴剥开这样一面的。从以前实习第一次喝liquor开始就感受到身体对微醺的沉溺。一年来我做了很多改变:划了三小时的船,骑了20多mile的车,跑了10公里的中央公园。我还开始滑雪了,要知道我原本最讨厌冷的,而现在我在张罗新年滑雪的活动。谁能想到呢。突发奇想又去做了一次那个十六型性格测试,有一项完全变掉了。我觉得很高兴。终于可以松一些了。引用一个姑娘评价另外两个人的形容,我大概从“draw within the line”转了一点到“大力出奇迹”吧。笑。

这一年参加了好几场婚礼,也错过好几场婚礼。我问过几个人“什么时候觉得可以结婚”,答案总是无法体会。两个人如何走过一辈子, 这个课题就像“你想要的是什么”一样,都是life-long question。但其实可能最后处理的,与其说是自己与外界的关系,不如说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

今天我陪江姐领了证,做他们的witness。你知道很多事情是禁不起问的。我们闭口不谈领证前的感受和领证后的打算,单是逛街吃饭聊八卦而已。从cy到甲鱼到江姐。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会觉察到一点身边的变化;而不是在午夜的酒里和新开的展里。纽约以她日复一日的喧嚣迷惑住了人,你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像一日囚一般。

所以,这么又是一年了。我写了一些文章,录了一些播客,认识了许多姑娘。我的视力下降了,邮件写得更好了,真是可笑。“智识和身体上的强健”,去年的期许我做得还好吗?明年是难以预料的一年。我只希望我能好好考虑,然后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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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个物件:反思时尚的现代性

在1944年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第一次关于时尚的特展Are Clothes Modern?之后,时隔73年,它们重新审视服装,试图更深地去多方位理解时尚,于是有了这个名为Items: Is Fashion Modern?的展览。

展览选取了111件物品,以物件本身而非设计师为线索,涵盖了从时尚设计大牌到宗教民族服饰、从传统工艺到现代科技等的各方各面,试图去探寻时尚与功能、美学、宗教、政治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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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走不可的理由

“有天早上我在吃早饭,是那种一个蛋上面放菠菜的早饭,吃着吃着我就突然想,这吃的特么都什么啊。于是那一刻就决定回国了。”

这是G给我的回国理由。

同一个意思,不,甚至更贴近我想法的,是辗转听到的F的说法:“我希望在我吃到鲈鱼的时候,想到的是关于鲈鱼的诗句”。

更何况《世说新语》里的张翰就跟前面的G一样,在洛阳做着官,突然因想念吴中的菰菜羹、鲈鱼脍,便觉得“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

这种理由,是唇齿间缱绻萦绕的,是关于语言和通感,是小时候认的字背的诗穿越千山万水而来,绊住你。

我自然知道,抛开感情因素,有许多国外比国内好的理由。但是,人活着,不就靠这点“感情因素”吗。 

关于星辰大海的命题作文

采购、扎营、烧烤,小杯Vodka下肚,大家都高兴起来。音箱里面的歌回到了初高中。火把照亮樱花树。

不适合狼人杀也不适合讲故事。有好几个小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大约只是唱着摇着。只需要一个远离城市和手机的夜晚,需要一点点酒精,需要一首歌前奏一出来就好几个人跳着喊着说:我超喜欢这首!

所以没有人能想到,在两点多的夜里我们举着火把穿过灌木笑着唱着走向海边,而星空突然将自己呈现在我们眼前时,这种错愕和震撼。

几乎一下子就被击溃了。因为某种不具名的悲伤而无声大哭。吹灭火把熄掉手电,大家散开来,闷头站在海边,或者魔怔一样地往海里走。

你不得不承认山河壮丽而自身渺小,在这无边的星空下和低吼的夜浪前。

当然更多的是毫无防备涌上来的情绪。多年前的人。手机信号无法送达的心意。对造化弄人的不平。

然后又很难不回到在自然和命运前自身的渺小和无力。

所以,海水越是冰冷就越是要往前走。必须得踏进这夜里。刺骨到清醒又再到麻木。好像忽然一下又都活了过来,音乐又响了起来,甚至开始追逐奔跑。互相泼沙子和银铃般的笑声,玩笑话成了真。在两三点的夜里,吹着大西洋的风。真实和虚妄界限不明。除了此刻,什么都不重要。

 

 (PHOTO CREDIT TO PENG WANG)

(PHOTO CREDIT TO PENG WANG)

悲伤是一个庸常的事情

“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在冬令时换成夏令时的那个钟点,也就是说不清楚时间到底存不存在的那个当口,我坐在画室的椅子上,突然觉得肚子疼。”

沈诞琦的《疾病发明家》是这么开头的。

今天是她写下这个的第三年整,冬令时换成夏令时的那个当口,我正陷入一些盲目的悲观。后来在去新书交流会的路上,读了她最近几篇翻译,才慢慢明朗起来。

在第一本非虚构类文集《自由的老虎》之后,她的短篇小说集《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出版了。纽约文化沙龙组织了交流会。正是换夏令时的这一天。

“当一个人长大了,不能再幸运地从书本里获得知识,那么就只有从生活中获得了。”

她的虚构类作品,就是从她生活中所熟悉的人和事中提取抽象而写成的。

“虽然我之前发表过很多非虚构类的作品,但我一直想写的还是小说。”听到这么说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却愈加觉得这个人可爱起来。“非虚构类写作是在作道德判断,而虚构类写作是在做审美判断。我更在意审美。”

那么虚构类写作要怎么去讲好一个故事呢?“我不喜欢上帝视角。好的故事不是我想好了再去写下来的,它应当是在写作中自己发展的。比如《巴西小姐》这个故事。”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读了这一篇,大概有些懂了她的意思。“这个故事在我生活中的原型,没有一个可行的结局,但是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作品它自己演化出了一个答案,给我提供了一个和解的可能。”马尔克斯有一天失魂落魄,妻子问他怎么了,他说将军死了。小说里面的人物一旦被创造,就拥有了自己的意志,情节就自己在推动发展。如何做到这一点?“大概就是要非常非常的谦虚吧,对自己的作品也要非常谦虚。”

谈及写作语言,她说,“写作语言和生活语言对我来说是两个系统。以前在上海生活语言是上海话,现在生活语言是英文,而中文对我来说一直是我的写作语言。同样的原因,我也不太读英文作品,如果有译本,我会先选择译本。可能我做的比较极端吧。”

说到文风被人评价为“翻译腔”,是一种“非常统一的奇怪”。她表示之前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自己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我觉得这也好理解:在国外生活几年,虽然严格区分了生活语言和写作语言,但是英文的思维和语法仍是不自觉地产生了影响,成为自己语言的一部分。这种文风我倒是很习惯,甚至于真正她翻译的作品,我都觉得是她自己写的。这跟那些说她“翻译腔”的人完全是相反的体验。所以这点真没什么。我看她也不太在意,点头觉得放心。

“大四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没正式学过creative writing,于是跑去问普林创意写作的教授Paul Muldoon是不是应该修一个MFA的创意写作项目。他笑说有那个闲钱不如去西班牙租一个夏天的别墅好好写几个月。当然他还给了我许多其他非常好的意见。”那写作环境是不是很重要呢?比如跑去西班牙的别墅写?“有一个夏天我跑去成都租了两个月的房子,没人吵我、网又不好,万事俱备,却怎么都写不出来。”

写作环境到底还是因人而异,但写作时间上的原则性,大概严肃写作的作家都贯彻得十分严格。“因为工作日抽不出很多整块的时间来写作,于是我被建议说早上四点写到八点,然后再去上班。工作的第一个月我真这么做了,后来觉得人和人的精力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我现在都是周末两天九点到五点这样写。…… 全职写作?考虑过啊,但是一是在美国的工作身份问题嘛。也想过要么回国全职好了,但是政治气氛和社交活动都让我觉得有些做不来吧。”

那你有想过,如果以后自己的生活家庭有了进一步发展,要怎么去协调写作这件事呢?你焦虑过吗?“当然焦虑。”听到她也焦虑我反而稍稍有些舒心。“这样讲吧。有这样一篇调查报道,一名中年女性从freelance回到办公室坐班之后非常不适应,于是向当年同班同学询问毕业后的工作情况,然后她惊讶地发现,当初四十个女生同学,刚开始一毕业当然都是在投行、基金从事专业工作,但是在生完第一个小孩之后,有十三名同学成了全职主妇,其中只有两名是本来就预备这样,其他十一名都是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主妇的。我看了非常焦虑。”

对于沈诞琦来说,写作是一个帮自己度过一道坎的过程。

“有时候碰到一道坎,过不去,就不过了。几个月还过不去,只好写下来去消解它。…… 之前朋友失踪的事情,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后来我在故事中找到了一种消解的方式,她以另一种方式回来了。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先要面对我父亲这件事情,以某种方式写出来,然后才过得去。”

那么其中的痛苦,要如何去面对?“Marina Abramović给过一个令我当时很意外的回答,她说,sink to the bottom。所以不是要去开导,是要直达最深的地方。写作是彻底地感受情绪,不论这个情绪是痛苦也好、是快乐也好。”

“而最近获得的一个新的生活经验,是发现悲伤其实是一个很庸常的事情。”

“我回国料理父亲的后事。发现那些来我家帮忙的人,他们胃口居然可以这么好,这么正常。我觉得难以接受。后来我回到美国,工作生活都要继续,我不能随时随刻都想着这件事,但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却也突然意识到,我自己不也是一样吗?过着正常的生活。可能这时候就是人长大了吧。悲伤也变成一个庸常的事情了。”